这是一起把皇帝都给啪啪打脸的奇葩案件。

嘉庆二十年四月，河间府宁津县人迟孙氏，向大清都察院提交控状，称：

本县无赖贾克行强奸其十四岁长女迟二姐，贾克行之侄贾九儿强奸其十岁幼女迟坤姐。

宁津县知县不仅不予严查，反而胁迫迟孙氏与贾克行和解息讼。迟孙氏不服，竟遭知县掌嘴之刑。

于是，迟孙氏不得已，只能京控督察院，请求皇帝做主。

强奸幼女、知县压案、苦主遭刑，这种案子简直挑战人伦底线。于是，都察院不敢耽搁，立即根据案情写成奏折，连同状纸一起奏报嘉庆皇帝。

苦主，的确够苦；案子，的确够冤。然而，说破大天，这也就是一起刑事案件，而且没出人命。那么，一起刑事案件，为什么能够一口气递到大清皇帝面前？

一个原因是清朝的“京控”制度。

老百姓可以绕开县、府、道、省各级衙门，直接到北京向皇帝告状，而且地方官员不得阻拦。当然，老百姓向皇帝告状，也不会直接把状纸递交到皇帝手中。但是，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是两个专门受理京控案件的朝廷机构。也就是说，老百姓能到北京告状，而且北京也有专门的受理衙门。

另一个原因是善良的嘉庆皇帝。

“长途跋涉，远至京师，自必有迫于不得已之苦情。若地方官秉公研审，不稍回护，小民冤抑得伸，岂肯远涉控诉”。嘉庆皇帝自登基以来，便对京控案高度关注，认为老百姓不是冤得不能再冤，就不会跋山涉水地跑到京师告状。所以，其严令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对于京控大案，务必做到随时上奏。即便是一般案件，也要定期汇总上报。因此，凡是京控案件，善良的嘉庆皇帝一定会亲自过问。

说到这里，我们一定会感叹古代司法制度的精妙以及大清皇帝的善良。这里不仅包含仁义的统治理念，而且包含了高明的统治艺术。

但是，这种统治的仁义和统治的艺术，马上就会遭遇真实世界的无情打脸。

嘉庆皇帝接到都察院的奏报后，简直怒发冲天：我大清的子民到底有多悲惨、我大清的官员到底有多混蛋。于是，严令直隶总督那彦成亲自督办，诏令：

务即提同全案人证，严切根究，按律惩办，毋稍瞻徇。如那彦成不能将此案实情剖判明确，朕即将此案交刑部提讯，并将该督加以惩处，决不宽待。

嘉庆皇帝身在北京，直隶总督身在保定，案子却发生在河间府。所以，嘉庆皇帝再怎么着急，也没用。受通讯和交通条件所限，没有个把月的时间，他根本不会收到新的案情汇报。

于是，怒不可遏加内心急切的嘉庆皇帝，同时要求直隶总督那彦成“先将大概情节迅速覆奏，以慰廑念”。简单说，就是先把手头资料加急汇总，然后赶紧汇报，同时赶紧查案。

皇帝发了天怒，那彦成不敢怠慢，连夜召开直隶总督所属衙门的联席例会，同时搜集各方资料档案，必须先给嘉庆皇帝攒出一份“前情提要”。

也是凑巧，这个迟孙氏，曾于当年二月，到过直隶总督衙门控告。对于这种案件，“善良”的嘉庆皇帝怒不可遏，但“老辣”的那彦成竟完全没当回事。他只是批令按察司（专门负责邢狱的省级衙门）转交河间府审办此案。

官僚制低头走流程。你迟孙氏举报县级衙门不作为、乱作为，那总督府就批转府级衙门审办。而这就是流程。

不要对官僚制抱有太多敌意。首先，因为它只认流程，所以难免不讲人性；其次，也因为它只认流程，所以效率最高。面对庞大而复杂的大清帝国，你根本找不到其他治理方式能与官僚制相提并论。

但问题是这个那彦成不长眼，完全没有汉人科举官僚为官水准。这家伙竟然如实汇报了。报告说，这个迟孙氏在二月份来我这报案了，我批给了按察司，按察司又批给了河间府，河间府还在工作、还没汇报。

这个操作，彻底惹恼了善良的嘉庆皇帝。

没收到汇报的时候，嘉庆皇帝只对宁津县的生气。收到汇报之后，嘉庆皇帝才真正领教到手底下的官员到底有多没人性。

嘉庆皇帝当即下旨，痛斥那彦成，甚至狠批那彦成为“因循疲玩”。简单解释就是拖延不干活加玩忽职守。而且，又批到“犯此四字，朕必不恕”。

为什么嘉庆帝对“因循疲玩”如此深恶痛疾？

嘉庆十八年，即公元1813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即天理教攻入紫禁城。而此次事件的主观原因就是大清各级官吏都在“因循疲玩”。天理教虽然各种闹，但各级各地的衙门统统“因循疲玩”，能不上报就不上报。即便个别衙门上报了，但其他衙门和上级衙门仍旧“因循疲玩”，普遍不当回事，甚至也不想当回事。最后，竟然是一伙不要命的天理教信徒冲到紫禁城搞了一场恐怖活动。

那彦成看见“因循疲玩”这四个字，估计已经吓得发抖。于是，赶紧抽调司、道、府、县的一众精干官吏组成专案组，同时把此案的原告、被告以及相关人员统统提到省里，一并会审。别管是与不是，这起案子一定要往大里整。

但是，原告迟孙氏没来。因为生病所以暂缓提审。真正的原告苦主没来，那这个案子还怎么审？

没关系，可以审。

因为强奸犯贾克行、贾九儿叔侄来了，被害人迟二姐、迟坤姐也来了，同时迟孙氏的老公爹迟子礼，也就是迟二姐、迟坤姐的爷爷，也来了。此外，还有一众迟氏族人以及相关证人，也全来了。

古代审案，尤其是官府高度重视的大案，一定是这种排场。不仅原告要来、被告要来，而且双方的有关族人，以及可能知情的证人全都要来。关键是不问你是否同意出庭作证，衙门都会派人全给薅来。

为什么要整这么大的排场？因为技术手段有限。不全叫来，案子就审不清。所以，凡是牵连进来的人，谁也别想置身事外。而且，案子审不完，大家谁也别想回家，全在大牢里押着。所以，一起案子下来，就能让很多人生离死别、让很多家庭家道中落。

同时，这迟孙氏没来，反倒更容易把案子审得清楚。因为此案的罪魁祸首，恰是所谓的原告苦主迟孙氏。

直隶诸衙门大堂会审，而审得结果却让大小官员瞠目结舌。

首先，被告贾克行和贾九儿叔侄，承认与迟二姐、迟坤姐通奸，但拒不承认强奸。

其次，被害迟二姐、迟坤姐两姐妹，不仅承认与贾克行、贾九儿叔侄有奸情，而且还承认与迟柱儿、迟梦龙等人有奸情。但都是奸情，不是强奸。

还不算完，两姐妹还说自己的母亲迟孙氏，也与贾克行、迟梦云、迟梦龙、迟象明等等很多人有奸情。

第三，最为关键的证人，是迟孙氏的老公爹迟子礼。迟子礼不仅不追究贾克行、贾九儿的罪责，反而要求官府把儿媳迟孙氏抓起来。

迟子礼供述称：

迟孙氏淫荡泼辣，经常召集一众奸夫在家饮酒作乐。自己的两个孙女，早被其糟蹋；自己的儿子，也被逼得离家出走；而自己一个老人，更是长期被迟孙氏虐待殴打。

嘉庆十八年六月，迟孙氏曾用镰刀将自己砍伤。所以，当时就到县衙控告。在古代，媳妇殴打公爹，是重罪。在被族人劝说后，自己将状纸撤回，但宁津县留有案底。

嘉庆十九年六月，贾克行与迟孙氏打架。次日，迟孙氏就命令自己带迟二姐和迟坤姐前往县衙，控告贾克行叔侄强奸二女。

但是，自己途中生病。于是，与贾克行不和的族人迟梦云，带两姐妹到县衙控告喊冤。

知县尚未审结，儿媳迟孙氏又命令自己和族人迟梦云带两孙女到河间府和按察司告状。

迟二姐、迟坤姐的供述，与迟子礼大体不差。同时，两姐妹还交代说：嘉庆二十年正月，祖父迟子礼、母亲迟孙氏和一众族人带着两姐妹，总共7人，到保定府告状。途中，母亲迟孙氏与宁晋县的代书李有俊、仵作王某二人，又生奸情。

后来，迟孙氏“得理不饶人”，见直隶各级衙门“不作为、慢作为”，于是又把诉状递到了北京的大清都察院，直至上达天庭，官司打到了嘉庆皇帝的面前。

迟孙氏的这个奇葩神操作，彻底惊呆了直隶总督府的各级官员。这些人根本不敢相信。如果是这样，那嘉庆皇帝会不会信？还有，嘉庆皇帝的面子往哪摆？皇帝的一通天威，到底发给了谁？

但是，皇帝催问急切、事实又不容争辩。所以，直隶总督那彦成据实上奏，尽量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尽量给皇帝找台阶下：

现将本案仍督同司道等秉公虚衷研审，按拟具奏。总期无枉无纵，不敢稍存成见，自蹈重咎。至该县陈鸿猷如此昏聩糊涂，阘茸废弛，臣平日毫无觉察，未能及早参劾，实切悚惶，容俟定案时请旨将臣议处，以为不能察吏者诫。

那么，嘉庆皇帝会是什么反应？

嘉庆皇帝这次就批了一个字“览”。然后，啥也不说了，就等直隶方面继续追查详情，怎么也得把迟孙氏抓来再说。

又过了一个月，迟孙氏抓捕到案、案件水落石出，跟先前迟子礼与迟氏姐妹的供述一致。于是，直隶总督府拿出处理意见：

迟孙氏通奸、诬告，肯定有罪。但这个罪远不如殴伤公爹迟子礼的罪过更大，所以从一重罪就够，即依“妻殴夫之父母者斩”律，拟斩立决。

族人迟梦龙，诱奸还是幼女的迟坤姐，虽属和奸但视同强奸，这才是一起像回事的强奸案，所以，拟绞监候。

贾克行，比照“凶恶棍徒屡次生事、行凶扰害”例，贾克行那就不是强奸案，所以，拟杖一百，发配四千里安置。

其余人等依律或杖或徒，该收拾的，必须收拾。否则，对不起皇帝的关注，大案就要往大里整。但，再怎么整，也就只能这么大了。因为相关人员就这么多。

但，案件发生地的宁津知县陈鸿猷，必须要为整个官僚制“埋单”。

这家伙没有及时审清迟孙氏告贾克行一案，导致一起诬告案竟诬告到了皇帝面前。最后，直隶大小官员全都灰头土脸。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是迟孙氏殴打公爹迟子礼一案。这可是违逆人伦的大案要案。然而，你个知县竟给调解了事。这才是必须加重处置的问题，所以，知县陈鸿猷，不仅革职而且发配新疆。

嘉庆皇帝接到直隶总督府的奏报后，也彻底没了脾气。当初怒不可遏，现在怒不知所往。

要对官员发怒，但官员办得没错，不仅程序合法而且实质正义。关键是程序合法，按照官僚制的程序一步一步走，这起诬告案早晚会水落石出。

要对迟孙氏发怒，但迟孙氏已经是个“死人”，你还怎么发火？关键是迟孙氏一个刁蛮淫妇，值得皇帝发火吗？

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教于硕儒之案，嘉庆皇帝想不善良都不行。但是，善良的嘉庆皇帝，却严重地低估了社会之复杂、人性之险恶。天理教攻入紫禁城，是官僚制“因循疲玩”。而迟孙氏控告贾克行案，则是他这位皇帝过度热忱了。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以前读到这句话，总觉得孔子不讲公正。圣人怎么能和稀泥呢？凡事必须得分出个是非对错，这才叫公正。“使无讼”，是什么鬼逻辑？

黄仁宇在《万里十五年》中讲到的海瑞判案，完全就是孔子和稀泥的现实操作。

海瑞根本不想当什么福尔摩斯，就拿两条原则判案：富人跟穷人争名分，那必须是富人赢；富人跟穷人争财产，那必须是穷人赢。

名分案件，穷人赢了，穷人就会目无尊长。财产案件，富人赢了，富人就是锱铢必较。所以，海瑞不讲法制，也不讲公正，他只要和谐。海瑞的逻辑，跟孔夫子大体不差。

但是，年龄大了、书读多了，才真正感叹古人的智慧。

为什么古代中国会是“使无讼”的操作？

像嘉庆皇帝那样不行吗？“严切根究，按律惩办，毋稍瞻徇”，这么做不好吗？“因循疲玩”，“犯此四字，朕必不恕”，这样做不行吗？

答案是不行。

因为社会之复杂远超古代皇帝的想象，也远超古代官僚制的司法行政极限。你想把所有的案件都弄个水落石出，根本做不到。所以，最好是“使无讼”，正义的规则让老百姓在儒家意识形态下自然演化。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因为案件没有终局，所以老百姓遇不到县青天，就要找府青天、省青天，甚至还要找到终极青天，即皇帝大人。那么，然后呢？

不用到皇帝那里。一套在官僚制的司法流程走下来，什么人家都得家道中落、甚至家破人亡。在整个流程的运转过程中，无论原告还是被告，全都要破产，甚至死得死、伤得伤。此外，还有大量的证人，也是同样的遭遇。

这就是一个没有赢家的终局。

最后官司肯定会不打了。但往往不是正义伸张、是非辨明，而是原告、被告熬废了。要么原告熬不住了，于是不告了；要么被告熬不住了，于是认怂了。甚至，原告和被告全在监狱里关死了。最后的终局，还是“使无讼”。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人就不是彻底的理性动物。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假设，在现实世界中反例多多。为了一文钱的争执，有的人会倾家荡产地打官司。

如果皇帝和官僚制热忱过度会怎么样？

明清之时，流行的一句话，叫“图准不图审，包准不包赢”。打官司，不为打赢，只求获准立案。但凡官府立案，那目的也就实现了。至于官府审不审、官司赢不赢，根本不重要。因为官府立案，就是最大的杀伤性武器，被告往往会倾家荡产。所以，打官司成了乡间无赖的惯用伎俩。

而嘉庆皇帝对京控案件的高度关注，这不仅为无赖兴风作浪创造了条件，而且导致临近京师的各级官员无所措手足。（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员，反倒不怕，因为进京打官司的成本太高）

真实世界是不可约的复杂。看得到的人性往往是浮在海面上的冰山。所以，我们需要拒绝那种过度的热忱，让自己谦卑下来。“吾犹人也”，这就是孔夫子的谦卑；“必也使无讼乎”，这就是孔夫子对过度热忱的拒绝。

清朝道光年间，山东胶州城南有一户姜姓人家，户主是兄弟二人。哥哥叫姜玉富，弟弟叫姜玉贵。哥哥出门经商挣钱养家，弟弟在家攻读诗书考取功名。

道光十年春（公元1830年），经过王媒婆介绍，哥哥姜玉富娶了隔壁村佃户的女儿花氏为妻。花氏长得貌美如花，长头发乌黑亮丽，白皙的皮肤犹如剥皮了葱一样。花氏在家中勤劳持家，孝顺父母和奶奶，就是家中有些贫寒。姜玉富花了10两银子把花氏娶回家，过上了日子。

娶妻之后，姜玉富就出门经商去了，花氏和弟弟姜玉贵在家留守。起初花氏还能谨守本分，但时间一久，青春年少的花氏就耐不住寂寞，有些抱怨丈夫时常不在家中来了。

同年秋天，花氏去娘家小住，捎信回来让弟弟姜玉贵去接他。姜玉贵接到信后去接了嫂子，二人在返回途中却偶遇大雨。二人躲闪不及被淋成了落汤鸡，当时路边恰好有个瓜棚，二人就到瓜棚里避雨。

瓜棚之中空无一人，但有一些干燥的柴禾。姜玉贵用柴禾烧起了一堆火，然后脱下衣服烘烤。花氏见湿衣服穿着难受，也把衣服脱下来烤。花氏见姜玉贵长得俊美，超过了丈夫姜玉富，不禁心中浮想联翩起来。花氏年轻貌美，小叔子俊朗无比，瓜棚之外大雨哗哗，孤男寡女同处一室，令人难免把持不住。

花氏索性解开衣扣，在小叔面前换起衣服来，只穿一件粉红色的小背心。花氏露出两只雪白的胳膊，故意倒向姜玉贵，姜玉贵没有见过这种情况，赶紧伸手去扶，扶住花氏之后，又赶紧把手伸了回来。姜玉贵回过神来之后，觉得羞愧无比。花氏却长吁短叹，心中好像很不痛快。

回家之后，花氏从此对姜玉贵日益冷淡。她不再积极主动对小叔子嘘寒问暖，不再主动干家务活儿，反倒是与王媒婆主动亲热起来，王媒婆时常登门拜访，带着花氏到街上闲逛。花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跟着王媒婆上街，姜玉贵觉得不妥，每次劝说嫂嫂不宜抛头露面，但花氏就是不听。

一天半夜里三更刚过，姜玉贵准备吹灯睡觉，突然发现屋外有人走动，他推开窗户一看，隐约看见嫂嫂带着一个高大的男人出了后门。姜玉贵觉得奇怪，但他以为自己眼花了，也就没有去管此事。

第二天，姜玉贵问嫂嫂昨夜那个男人是谁，花氏说是王媒婆前来借钱，她的孙女得病了。姜玉贵听后觉得怀疑，昨夜那个人身材高大分明是个男人，而王媒婆长得矮小，不可能是她。不久之后，哥哥姜玉富回到家里，姜玉贵把此事告诉了哥哥，哥哥并不怀疑。

一天晚上，花氏弄了一桌好菜招待姜玉贵，又端来一碗酒给姜玉贵喝。姜玉贵问嫂嫂为何如此，花氏说是她在过生日。姜玉贵喝下花氏的酒，很快就天旋地转倒在地上，人事不省了。

第二天一大早，姜玉贵醒来时，突然发现睡在了花氏的床上，再仔细一看，发现花氏躺在一边，血染湿了半个枕头，而且只有身体不见了脑袋。姜玉贵赶紧跑去叫邻居们来看，邻居们见到无头尸体后，马上去县衙报案。

县令大人韩乔山到现场调查，发现花氏是被人用杀猪刀杀死的。韩知府又在尸体手中发现了一个扣子，检查姜玉贵的衣服，发现衣服上少了一个扣子，韩县令认为是姜玉贵非礼花氏，然后一刀杀了她。因为花氏的尸体显示她被人糟蹋过，姜玉贵又睡在花氏身边，不是他杀的是谁？就这样，姜玉贵被屈打成招，判为斩首。

哥哥姜玉富回家之后，才知道家里出了此等大事，当时姜玉贵已经问斩，花氏的尸体也草草安葬。姜玉富悲痛不已，但也无可奈何。姜玉富认为弟弟性格像个大姑娘，无论如何都不会图奸杀人的，里面肯定有冤情。姜玉富想起了当初弟弟说半夜里花氏送男人出门的事情，于是决定去调查一番。

姜玉富先是找到了王媒婆，王媒婆说那天晚上她根本就没去姜家。至于其他情况，她也不是很清楚。姜玉富见王媒婆不肯说实话，于是弄来200两银子，告诉她只要说出点线索来，这些钱就归她。媒婆没有见过那么多钱，自然就心动了。

王媒婆说，花氏在嫁给姜玉富之前，村中的地主赖大就想纳她为妾，后来花氏的父母坚决反对，赖大才没有如愿。前不久她陪着花氏在街上逛街，遇到了赖大。赖大与花氏说笑了一番，又请她们吃了一顿饭。她知道的事情就那么多了，其余的都不清楚了。姜玉富又问，最近赖大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没有？王媒婆说：据说赖大家最近死了一个丫环。

姜玉富离开王媒婆家后，私底下到处打听，找到了那个姓纪丫环的家属。纪家只剩下了一个老人，就是纪姓丫环的父亲。纪老汉告诉姜玉富，女儿曾经告诉他，赖大经常对她动手动脚，她担心被赖大施暴，想要离开赖家不干了。

女儿死后，赖大亲自送来50两银子给他，又对女儿的丧事大操大办。纪老汉怀疑，女儿是被赖大害死了。姜玉富听罢，也说出了自己的遭遇，二人猜测凶手就是赖大，姜玉富恳请纪老汉状告赖大，事成之后给他养老，纪老汉答应了。

有了这个调查后，姜玉富又到知府衙门告状，最终知府认为此案存疑，开始重新审理此案。知府大人决定对花氏和纪姓丫环的坟墓开棺验尸，打开纪姓丫环的坟墓之后，发现坟墓之中只有一颗头颅。打开花氏的坟墓之后，发现里面只有半截身子。知府大人严审赖大，又派人去赖家搜查，结果在赖家的后花园里找到了活着的花氏。知府大人审问赖大和花氏，二人见罪状败露，不得不承认了罪行。

原来，赖大早就垂涎花氏貌美，花氏成亲之后常年独守空房，心中寂寞无比。后来赖大时常前来挑逗，二人就此勾搭在了一起。那天晚上，花氏送赖大出门时被姜玉贵发现，花氏赶紧说赖大是王媒婆，企图以此敷衍。

后来，花氏认为姜玉贵已经怀疑了自己，于是为了和赖大做长久夫妻，二人就布局害死了姜玉贵。先是花氏用蒙汗药把姜玉贵麻翻，然后赖大糟蹋了家里的纪姓丫环，砍下她的脑袋后把尸体运到姜家，放在姜玉贵的床上，又故意扯掉姜玉贵一个扣子，放在尸体手中。姜玉贵因此被县令屈打成招，判处斩首。赖大杀死丫环后，就把丫环的头颅埋葬，然后把花氏藏在后花园里和他一起生活。

如此一来，赖大害死了姜玉贵、害死了丫环，制造出了姜玉贵图奸杀人的罪状，又巧妙地隐藏了花氏。这一招一石三鸟的毒计果然狠辣，要不是姜玉富想起了弟弟说过晚上见到花氏送走男人的事情，此案将难以破解。

最后，赖大、花氏被判处斩首之刑，姜玉贵被平反昭雪，韩县令被撤职查办。这一桩一石三鸟的毒计案，先后导致姜玉贵、纪姓丫环、赖大、花氏送命，真是令人称奇。

古代奇案年年有，这是因为没有约束的权力滋生腐败，腐败加剧官场黑暗，进而造成许多冤假错案。

比如光绪初年的王树汶一案，乃是奇案中的奇案。

王树汶案情其实不复杂，过程却一波三折，奇就奇在，各层官员都知道内情，为了自保却闭目塞耳，任由案子随波逐流。

王树汶案又称晚清“宰白鹅”奇案。在古代的南方，一个人犯了罪，花钱找个人顶罪被称为“宰白鹅”。王树汶就是那个被人用钱买来顶罪的“白鹅”。

案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光绪初年，在河南南阳府镇平县衙里，有一个黑白通吃的班头名叫胡体安。

班头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此人官职不高能量不小，黑白两道畅通无阻。为了创收他白天是捕快，晚上是盗贼，这种场景在电视剧里出现过，但在晚清属于司空见惯。

官府之所以能容忍胡体安这样双面人存在，也是出于保住乌纱帽的考虑。比如县里发生了盗窃案，上边追查得紧，真正的盗贼一时之间抓不住，县官就让老胡找个人顶包，案子限期破获了。

如此一来县官受赏，胡体安得实惠，顶包的人得到一笔钱，看似是双赢，实则是一级骗一级，肆意破坏律法的公平和公正，真正的盗贼却逍遥法外。

胡体安在黑白人生之路上狂奔，其能量越来越大，胆子也越来越大。

有一天，老胡指使手下的喽啰，抢劫了镇上的一位豪门巨富。

这富人是做玉雕生意的，来往的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对于官场上的一些潜规则心知肚明，他早就猜透了是胡体安在背后搞的鬼。

从破案进度也证明了他的猜测，案子久拖不破。

富人为了追回钱财，只好越级上告胡体安就是罪魁祸首！时任河南巡抚涂宗灜就下令县衙火速抓捕胡体安。

这时胡体安尴尬了，想不到自己一手策划的盗窃案露马脚了。

怎么办呢？焦急万分的老胡就和师爷商量，师爷捋了捋山羊胡说：“胡班头，你是不是蒸馒头的饿肚子，咋就忘了宰白鹅？不应该啊老胡，这可是你的拿手好戏啊。”

经师爷一点拨，老胡恍然大悟，手拍额头说，我咋就忘了找只“白鹅”顶罪这招了。

经过协商，胡体安就找其家童王树汶冒名顶替。胡体安对王树文说：“你冒充我进去待上几天，然后我在外面把你运作出来，期间的工钱我照发，然后再另给你一笔钱，你看如何？”

王树汶当时只有15岁，心想“胡体安手眼通天，反正县衙也不会把我怎样，我在里面呆几天还能挣钱，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就满口答应了。

就这样，王树汶冒充胡体安被关进了大狱，审问他的是新上任的镇平县令马翥。

马翥总想大展拳脚开辟一片新天地，新官上任三把火无可厚非，但他过于急功近利，没有心思甄别案件的真假。

为了邀功请赏，马翥葫芦僧断葫芦案，草草把王树汶盗窃案结了，王树汶最后被判处死刑。

不过王树汶不知道这个结果，他更不知道的是，胡体安已经调任其他地方当班头去了。

到了秋后问斩，王树汶这才如梦方醒，敢情自己被骗了，一分钱也没得到还搭上一条命。

他心有不甘，就在奔赴刑场的路上，大喊我是邓州的王树汶，不是胡体安！胡体安你出来，你答应我坐几天牢就出去的，还保证我不死，你说话不算话！”

监斩官大吃一惊，莫非案情有蹊跷，于是就把王树汶转押回了大狱。

鉴于此，河南巡抚涂宗灜将案子发回重审，命令。

说实话，明眼人一眼就能看透这是一个顶包案，因为案犯王树汶只有15岁，并且长得干枯消瘦，与30多岁的胡体安外形相去甚远。

即便如此明显的漏洞，各级官员谁也不想把这个案子纠正，审来审去没有结果，案子一拖再拖。

转眼三年过去了，原来的河南巡抚涂宗瀛调任两湖总督，接任他的是河道总督李鹤年。

按照司法管辖规定，既然王树汶声称他是邓州人，他的父亲名叫王继福，这个案子自然就发到了邓州重审，只要证实王树汶是邓州人，父子相认，就说明这是一个顶包案。

朝廷对这个案子很重视，光绪下旨让邓州知府朱光第亲自审理。

还没等审案，朱光第就接到了一封威胁信。写这封信的是前任南阳知府任恺。原来任恺审理过此案，接受了胡体安的行贿，一旦案子被定性为顶包案，那么他就会受到朝廷的追责，所以他不让朱光第找王树文的父亲王季福，最后还说“咱们都在官场混，彼此要相互关照”。

朱光第看罢信怒火冲冠，愤怒道：“民命生死所系，曲直自当别白”，他不为官场潜规则所动，坚持秉公办案，最终找到了王继福，他让王继福与王树汶当堂对峙，最终证实王树文就是王继福之子。

案子眼看水落石出，任恺深知此案一旦平反，自己定会被追责。为了维持原判，他挑唆巡抚李鹤年与各级官员之间的矛盾。

原来李鹤年是军旅出身，喜欢直来直去，不喜欢拐弯抹角，也就是说对那些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三道四的官吏很烦。

恰好河南官员对这个案子多有指点，这就惹恼了他，于是形成了一种逆反心理，开始袒护任恺，坚持原判。

总的来说，出于个人的好恶，李鹤年就偏离了司法公正，如此一来，就助长了此案中暗箱操作，行贿受贿官员的气焰。

这些官员只有把王树汶判罪，他们才无责。于是翻书据典寻找依据，最终认定王树汶虽非胡体安，但亦是从犯，按照律法，盗贼不分首从，都应判重罪斩立决，原审官员并无罪。

二审的这个结论震惊了满朝文武，如此明显的冤案，5年来审出这样的结果，简直是荒唐至极。

言官御史纷纷弹劾李鹤年包庇任恺。

鉴于此，光绪发谕旨改令河道总督梅启照复审此案。

此时梅启照年事已高，眼看到了退休年龄，他不想树敌得罪人，最后还是认定王树文是从犯，当斩，认为李鹤年任恺并无过错。

三审依然没有纠正错误，王树文再次被押赴刑场，就在行刑的时刻，时任刑部尚书潘文琴发出了止杀令。

原来潘文琴经过明察暗访，了解了案情的经过，于是奏请刑部再行审问。

就在案情再次澄清的时候，李鹤年指使下属游说潘文琴，意思是让他不要得罪同僚，来日方长必当相报。潘文琴心动，就收回了释放王树汶的判决，等候秋后问斩！

这个案件兜兜转转，经过了多次复审，依然回到了原点。从案发到现在9年过去了，各级官员竟然审不出一个头绪，光绪皇帝为之震怒，着令限期结案。

此时的刑部尚书是张之万，还没等他再审，已经调任的潘文琴给他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之前我的判决有误，王树文应该无罪，应予纠正”。

张之万就把这封信交给了光绪皇帝，光绪帝下令释放了王树汶，然后把审理此案的官员一一过滤 ，最终判定一审官员马翥草菅人命，发配充军;河南巡抚李鹤年、梅启照等承办此案的官员分别给予降职处理。

光绪九年，王树汶顶包案最终落下了帷幕，一个简单明显的冤案，耗费了10年的功夫才得以纠正，由此可以看出晚清官场多么的黑暗，不出奇案才怪呢！

文/秉烛读春秋

明时，有个叫况钟的苏州府太守，有一次，他坐船到仪真闸口，到傍晚时分，停下休息。况大人顺手拿起一本书，在舱中看了起来。

忽然，不知从何处传来婴儿的啼哭之声，那声音仿佛来自江中，他想那肯定是被淹死的小孩，找人去看，都说没有。况大人又埋头看书，却又传来啼哭之声，而且这哭声比上次更凄惨怨尤，叫人不忍卒闻，他又问众人听到没有，大家都说并没有听到什么哭声。况大人很是惊诧，自言自语道:

“这就怪了！”

他顺手推开窗子，朝外观看，大江之上，只见一个小小蒲包，此时正浮在水面上。差人下水去捞，打开一看，是一个小孩子。况大人讯问，活的还是死的？下水人回答，是一个死婴，好像死得时间长了，而且被石灰长期腌过。

况大人吩咐，先把死婴放在船头。如果有人知道它的来历，你们就快来告诉我，有重赏。

恰好一个叫李一的看见连蒲包，认得是张三抛下的。就对船上的人说，他说是臭牛肉，怎么变成死孩子？

况大人知悉后，就传李一到船舱来问话。李一告诉况太守，不知道这小孩子的来历，只认得抛那小孩子的人，那人叫张三。

况太守一面派人速拿张三，一面请仪真知县到察院同审这桩公案。

张三很快抓到。这张三长得獐头鼠目，一双三角眼见了太守和知县，不留地乱转，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于是，两人便同审道:

“张三！你这石灰腌的小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张三正要诋赖，一眼见李一在旁，便转口说道:“小的见这东西太脏，就把他抛向江里，小的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况太守转头问李一，你看见他在路边拣的？李一说，他抛在江里，小人方才看见。当时我还问他是什么东西，他说是臭牛肉。

况大人大怒，猛拍惊堂木，说，你张三既然骗人是臭牛肉，肯定有隐瞒之情。他喝令手下衙役动刑。

张三顿时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但他久历江湖，生了一身滚刀子横肉，一般的皮肉之苦，他尚能顶住。他此时咬紧牙关，硬是充好汉，不招。况大人令手下动用夹棍，张三实在无法忍受，这时才终于服软。

张三说，小的愿招。其实这死娃儿，是一个叫邵寡妇的。寡妇和家里仆人有奸，养下这私胎来。这个仆人叫王二。他央小的替他埋了，后来又被狗扒了出来。因而小的又将他扔在江里。

况太守见他言辞不一，前后矛盾。知道他避重就轻，其中定有重要隐情。况大人问他，既然你肯替他做这样的，一定知道其中的情况。

张三狡辩，我不知道其中的实情，只是平日与王二是过命的朋友。况大人说，王二既然要你掩埋，目的是掩盖事实，你如何反用石灰腌了？

张三被问得无话可说。只得说了实话: 石灰是他腌的，因为那邵寡妇家里很有钱财，想留这死娃子讹她几两银子。结果是王二和邵寡妇都死了。最后没有实现愿望，便抛在江里。

现在邵寡妇家中，还有一个使女，叫秀姑。所以就把她传到大堂。到了堂上，秀姑仔细一看，对况大人说，这人不知道他姓什么，只认得他的嘴脸。

秀姑回忆道: 对了，他和王二很熟悉。但平常不曾看见他上门。只是后来，有一天，他突然闯入中堂，调戏女主人，被女主赶了出去。随后王二才来。女主人此时正在房内啼哭，王二进入房内，不多时两个人都死了。

况大人听了，对张三说，你这个东西原来狡辩与王二不是一伙的，如何敢擅自闯入民宅？可能这两条人命，都是被你谋杀而死！

转头对衙役喊道，“再给我把他夹起来！”张三又被夹昏过去。醒来，不由自主地讲了实情: “我新搬来，听说这邵寡妇男人死了多年，人虽然是徐娘半老，还很有姿色。于是起了色心，经常就在邵寡妇门前走动，寻找机会，但总是无门可入。

时间一长，却与王二厮混熟了。一日，将王二拉回家中，整了几个下酒菜，硬把王二灌醉。喝酒途中，又用言语挑拨王二大动春心。又出了个主意。王二回家后依计而行。

晚上睡觉，将门大开，光着身子躺在床上。邵寡妇同秀姑点灯过来，一看，没有声响，让秀姑替他关上门走了。第二天王二依旧而行，光着身子假装睡着，邵寡妇叫秀姑替他盖被子而去。第三天晚上，王二又是开着门，光着身体假意睡着，邵寡妇就自个来到王二床前，禁不住春心荡漾，欲火如焚，关上房门，回身爬上王二的床，两下相欢。

自此后，邵寡妇都以看门为由，每次都取乐而回。她又怕秀姑知道，故意又放了空子，让王二也连秀姑一块私通。两人互相隐瞒，以为没人知道，哪知王二全都告诉我了。

时间一长，邵寡妇竟怀了孩子，让王二去买打胎药，王二让我去办，我却买了保胎药，到了10个月，邵寡妇生下这孩子来，她让王二埋掉，王二却要我去处理。我就用石灰腌了，想以此来要挟，让王二从邵寡妇处讨来40两银子。

小的贪心不足，又要王二引荐与邵寡妇相好。王二无奈，就回去跟寡妇说了。想不到，邵寡妇听到大怒，未予理睬。

小的也很生气，听后就闯入其家。她知道我晓得他们的奸情，就哄我白日里怕人发现，到夜晚叫王二来接我。我才离去。后来不知这两人忽然死了。至于是如何死的，小的确实不知。”

原来那日，张三大闹邵寡妇家，气得寡妇半晌说不出话来，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滚滚而下。推开房门，左思右想，后悔得像吞了只苍蝇。

恰好这时王二回来，邵寡妇见他进来，猛地萌生了杀人的冲动: “当初都是这狗奴才做的圈套，坏了我一生名节！”一时愤怒至极，说时迟，那时快，将一把剪刀当面刺去，王二猝不及防，顿时倒在地上，血流一地。

邵寡妇见自己杀死了人，摊上了人命官司，一时慌了神。又料道，一旦上了公堂，自己做下的羞事，一定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最后权衡利弊，邵寡妇无奈寻了条绳子，上吊自杀了。

最后，张三被判处死刑，秋后问斩。

有这么一则案例，从发现案子蹊跷，到破案，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有点儿阴差阳错的味道，而且倘若凶手没有弄巧成拙的话，大概率，这个“案中案”是不可能被破解的。

这就是宋代时期，非常著名的“双钉案”。

提起古代的破案能手，这几年因为《神探狄仁杰》、《大理寺日记》等一系列古风刑侦剧的异军突起，使得人们对于古代破案的印象，大多集中在唐代时期，同时也让人们不由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那就是：

咱们那位风姿绰约的女皇，整天忙活得都是神龙啊、迷踪啊、通天塔之类的灵异事件，案子都忙不过来。

其实现实当中，唐人笔记中的案例相对匮乏，反倒是宋人笔记中的奇闻案例，才是真的令人叹为观止。

咱们今天聊的双钉案，估计连当时的破案人都没有想到，自己出门不过溜了个弯，竟然都能碰到凶杀案，而且自己身边的下属，其实每天活得也是相当惊险。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这则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传奇嘛，一般来说，都跟牛人有关，而这个双钉案的发现，自然也离不开牛人。

这个人叫张咏，是北宋太宗、真宗时期的名臣，此人能文能武，而且还很有经济头脑，智商也挺高。

咱们在教科书上学的中国第一张纸钱——交子，就是这位仁兄发明的，因此，他也被后世之人称为“纸币之父”。

这么聪明的人，自然观察能力很强，在他坐镇蜀地之时，有一天，这位仁兄出门遛弯，视察民情。当时他正走在大街上，走着走着，一行人突然在一户人家门外听见了一阵哭声。

这是一个女子的哭声，哭声还挺大，声音直传出墙外，按照别人的想法，谁家还没个伤心事儿，少一事不如多一事，管那么多干嘛？

但张咏却不一样，他停下来，对旁边的人说，哎呀，这不对呀。

旁边的人一听领导发话，赶紧问，老大，怎么了。

张咏指着院墙说：

“这哭声不对呀？你们听，这哭声虽然挺大，但只有干号，里面根本听不到任何哀伤的情绪，肯定有问题！”

闻人哭，惧而不哀。

领导既然都说不对了，那下面的人肯定赶紧敲门盘查，结果一查，发现屋内哭泣的女子，因丈夫刚得疾病身故，所以才啼哭不已。

一听对方刚死了丈夫，张咏就愈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于是，他便留下一个官员，令其负责仔细盘查，结果这位官员留下后，找来仵作，仔仔细细检查了死者的尸体，却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等这位官员回到家之后，便忍不住跟自己的妻子一顿吐槽。

今天我那领导，站人家寡妇院门外听墙角，然后非说这里面有蹊跷，害得我忙活一下午，却根本找不到丝毫的问题，就连仵作也认为没有任何中毒、受伤的地方。

明天还得想着怎么回话，这领导弄错了，下面的人该怎么说呢？真发愁。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在妻子面前吐完槽，他的妻子有意无意地对他点拨了句：

“那你看没看死者头顶处，头发内有没有伤？”

那官员一听，一拍手，可不是，仵作虽已将对方全身都检查了，唯独头顶处因为头发遮掩着，却始终没有仔细查看过。

一想到这里，那官员赶紧起身出门，再次率众前去查看，灯烛高举，在众目睽睽之下，死者的头发被一层层扒开，很快，一枚黑漆漆的大钉赫然钉在死者的头顶上。

第二天，张咏一听，自己昨天判断的那户人家，还真有问题，不禁来了精神。

其实他当时也就听着感觉不对劲，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张咏自己也不知道。

当他听完下属汇报之后，他在感慨凶犯作案手法奇特之外，不禁又产生了怀疑。那就是，自己下属跟自己这么久了，他的能力，自己还是知道的，完全没断这个奇案的本事呀。

于是他就问下属，老实说，向谁求助的？

下属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自家妻子，聪慧过人，不丢人！于是他便原原本本地将妻子告诉自己的经过说了出来，言语间，还抑制不住流露出傲娇的表情。

吏喜，辄矜妻能，具以告咏。

然而，令下属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张咏听完，非但没有羡慕他家家有贤妻，反而思量了一会儿之后，说出了令下属心惊胆战的一句话：

“你老婆，肯定有问题。”

随后，张咏派人将下属的妻子押回，然后严刑审问，问她怎么会知道对方如此隐秘的杀人手段。对方刚开始死活不招，最终却熬不住酷刑，只得招服。

原来，她之所以能一下子判断出来杀人作案的手段，是因为自己先前曾用过同样的手段，杀害了自己的前夫。

因此，才能一猜即中。

随后，张咏派人将案犯押赴前夫坟茔之处，开棺验尸，等众人打开棺材之后，发现棺材之内，白骨森森，而白骨的头顶，赫然一根黑漆漆的长钉，直贯入脑。

随后，两名杀人犯妇被判斩刑，秋后被押赴刑场问斩。

这个奇案，从微服民间视察，到正好转到案犯的院外，到下属跟自己妻子吐槽，再到对方妻子的出声帮忙，环环扣扣，倘若有一环没有衔接，宋代的这则双钉案就不可能告破。

实在是奇之又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