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历史的选择。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领域里显得很自由，但难形成民族文化的统一，而没有统一的民族文化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统一的国家。因此，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没有稳定的社会。

后秦始皇一统中国，焚书坑儒，用李斯意见，只用法家思想治国，实行暴政，结果到了秦二世就玩完了。汉朝建立后，到了汉武帝时期，他雄才大略，发现只用暴政是不行的，得有种思想来教化和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发现儒家学说不错，才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行起来，还挺管用，后历代统治者才沿用了下来，并发扬光大。

这个提法是汉武帝时为统治人们思想，提出的，但他实际上施行的是一种杂霸学说，釆纳了儒学的纲常体系，同时吸收了道学，铭学，墨学及所有有利于统治的新的儒学，是一种非常适合统治的综合体，这种学说被后代曲解为“独尊”儒学，的一种极端方式，对于后来哲学的发展非常有害，也是中国春秋之后，再无有独到创意的哲学体系发生。

中国的哲学发展史可以上溯到上古时代，在后来的考古中我们发现有关日月的描述，如甲骨文中就有日和月，代表阴阳，有类似于西方巫师的爻卦出现。到商未，传说周文王在狱中演变易学又有龟背卦象出现他创造了六十四卦，这种传承是易学的基础。其它流派，如儒学的传承基础是以等级开始，到周成王时周公旦根据商及周的社会实践，制定了周礼。法铭学原自于商朝把法律用文字形式铸在敬天的鼎上，以示这是上天锡于的律条，需人人遵守，实则是统治阶级为使于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而墨学的人夲思想则来源于传说中的神农氏，以大自然为研究对象，传承自然规律决定事物夲质。其它学派也都从传承得来。是人类社会在与大自然斗争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在漫长的奴隶社会中，以缓慢的方式，在各自的候国内传承。

到了奴隶社会未期的春秋时期，奴隶制中，诸候兴起，作为天下共主的天子衰弱，各诸候国竞争激烈，争夺权力和人才，知识分子也称士，普遍怀着学好精神产品，货卖帝王家，为自己谋私利，于是各种学派才活跃起来，当时各国士子成帮结派，在各国游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齐国的稷下学宫，魏国，秦国等都有学馆，以供这些士子食宿，而各国贵族为了扩大自己影响，更是招俫食客，使他们进行讨论，以便有学识的人提出治国方略，为诸候统治提供帮助，如齐国的孟偿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时称四公子，大养食客，号称各公子养士三千人，这是一种什么规摸？在当时人口并不多的战国年代，学子占人口的比例也是惊人的。因此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一点也不为过。

在战国时期，竞争激烈，各种流派相互攻讦，相互并融是常有的事，因此，战国未期秦国相吕不韦组织人创作了各大学派的综合著作《吕氏春秋》当时书成之后，曾贴上告示说谁能更改这部书，并为主编吕不韦认可，赏他一千金，这也是一字千金的来由。秦始皇时宰相李期，为了加强秦始皇地位，对吕不韦的学徒进行打击，以便统一思想，树立以法治国策略，这就是当时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来由。李期并没有将全国学子全部杀掉，也没有将所有的书都焚毁，而是釆取收缴民间杂书，以存学宫，将有害统治的书予以焚毁。但通过这场收书焚书打击儒士的运动也确实毁了一些有益的精神产品，这也是一直为后人诟病之处。

秦始皇之后的汉朝，一反秦国

严酷统治的办法，采取黄老之术（道家）给民以休息，但制度上的倒退却酿成苦果，结果出现了七国之乱，汉景帝也认识到无为而治的敞端，所以在他平定七国之乱后，痛定思痛，起用儒家学说中的学以致用，建立纲常，削弱诸候，加强中央集权，之后的汉武帝更是牢牢地把握與论导向，这才提出，以儒学为正统，兼有百家之长，罢黜，而不是废除，即以儒家纲常学说统治各学派，也就是杂霸学说。这样一来，统治阶级只要把握住主流阶级文化就可控制天下了。《汉武大帝》电视剧中人物说的非常有道理，天下人的思想是跟着文人走，天下文人跟着几个笔杆子走，控制了这几个笔杆子，就控制了天下。所以汉武帝尊敬儒家但不重用儒人。儒家的天人感应，汉武帝是反对的，他不会再为自己制造一个太上皇，用世俗的制度来统治天下，而不会选择用宗教来统治天下，这种传统一直传到今天，因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本意是，以儒家的儒术为正统吸收其它学派的优秀文化来统治世界。即以儒家为纲，其它学派为目，纲举目张，一网打尽天下学子。这才是正确的看法！

（原创）

应该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思想是中国2100多年前古代汉武帝刘彻为了巩固其封建专制独裁统治，而在思想上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儒学教育在中国古代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

进而在中国长达2000多年来漫长历史长河中让儒家思想牢牢统治和占领了人们的精神领域，提倡奴化教育，实行愚民政策，其实质就是欺骗和奴役人民思想，扼杀独立思维，传承封建保守；反对创新精神，不思进取。它严重束缚住了人们的手脚，甘心于做“井底之蛙”，远离了世界先进文化和先进文明，造成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思维方式，总是格格不入，难以入围。

对于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有两种认识的视角。

第一种视角是到「历史之内」去认识。

汉武帝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在此之前的王朝经验，从这个视角，可以归纳出一系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

学术界一般都是从这个视角进行研究、认识的。

第二种视角是到「历史之外」去认识。

那么，什么是「历史之外」的视角呢？

就是我们站在一个更高、更广、更深的角度，去建构一个「从中华文化的源头开始，一直至今」的大视角，这种视角是超越历史事件本身的，所以，是一种「历史之外」的视角。

我们建构了这种大视角以后，再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历史事件放到这个大视角中来看。

在这样的大视角中，我们会发现，其实不是儒学被皇权利用了近2000年，而是近2000年的皇权护佑着儒学，为儒学占据了中华文明的主要时空，为儒学打下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儒学在这近2000年中，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也成为了东亚民族的文化基因。

所以，问题不是汉武帝为什么选择了儒学，汉武帝其实代表的是近2000年的皇权，问题是，皇权会护佑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并护佑着TA近2000年，一直到近代？

我们可以把与儒学同时代产生的诸子百家，一个一个也放到这个「从中华文化的源头开始，一直至今」的大视角中来看。

对比以后，孔子儒学在诸子百家中的独特性就显现了出来，我们就拿比较著名的几个学说来进行对比。

墨家学说，是墨子原创的；法家学说，是韩非子原创的，以这两种著名的学说为代表，都是属于人创造的学说。

道家学说，不是老子原创的，老子和释迦摩尼佛一样，是位神，TA的学说属于神传学说，在老子、如来佛所在的世界中，这些学说都是固有知识。并不是老子、如来佛的原创。

在大视角中，像这类神传学说都有一种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不直接作用于人类社会。释迦摩尼佛的学说，后来变成了需要出家的宗教，而且，佛教一旦在世俗社会中过于发展就会遇到大规模的打压，在原发地的印度，佛教直接就消失了，在中国同样多次发生过大规模打压佛教的事情。

所以，老子也只留下了一部天书一样的《道德经》就出了函谷关，再也不见了踪影，这类神传学说都不会直接作用于人类社会。这种关于神传学说作用的认识，我们不在这里展开了，大家有兴趣可到心智玩家的文章中去了解。

最后，我们在这种大视角中来看孔子儒学，孔子50岁以前推广的是「礼、乐」，我们现代人一般都没法理解这个「礼、乐」，除了红白喜事摆排场还有什么用？

其实，孔子所发现的「礼、乐」，是来自黄帝时代人类的正确生活方式，是真正的中华源头文化，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人类的源头文化。

什么是「礼」？这里简单的解释一下，更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去看心智玩家的文章。「礼」就是一个人在「意识内守」状态下所有的行为总和。「意识内守」是人类的高级生命状态。是黄帝那个时代给人类留下的财富。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意识内守」有多神奇，庖丁解牛用的「官知止而神欲行」就是「意识内守」的结果。

这种高级的生命状态，在中华先贤那里就是一种生命的常态，就连庖丁这样的普通人都会，只是后来逐渐消失了，被孔子又重新发现、发掘了出来。

「乐」的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帮助人「意识内守」。所以，「礼、乐」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孔子50岁之前发掘、研究的是「礼、乐」，50岁之后研究的是《易》。《易》同样也是中华源头文化。

所以，我们会发现，孔子的学问中，没有一样是他原创的，都是对中华源头文化相对完整的发掘、研究、推广，孔子儒学的这个特点，是诸子百家中其他学说都不具备的。

所以，我们站在「从中华源头文化，一直到今天」这么一个大视角来看，并不是汉武帝选择了孔子儒学为他的皇权服务，而是近皇权在完成TA的历史使命：护佑中华源头文化走过近2000年，一直到今天。

没有近2000年历史的皇权的护佑，儒学不可能占据中华文明如此大的时空，也不可能有如此深厚的人文基础，这一切，从这个大视角来看，都是为了中华源头文化重新复兴所必须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个千年误解，后人理解与原文意思相差甚远，原文意思是“只以孔氏为儒家正宗和官方思想”，汉武帝虽然采纳这一主张，但治国实践中是“王霸并用，儒法兼收”。

一、史料并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始记载，而是后人曲解发挥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书·武帝纪赞》则记载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根本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三策》中的原话是这样的：“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我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是说：“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齐头并进。”但从未涉及“儒家、儒学”这些字眼，也没有提到“诸子百家”。

所谓“六经”亦称“六艺”，是指《易》、《书》、《诗》、《礼》、《乐》和《春秋》这六种文献，但这“六经”并非儒家的专属经典，只是后来儒家把它们列入儒家经典而已，它们是上古流传的文献，也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渊源，从某种意义上讲，诸子百家都可以归属于“六艺之科。

因此董仲舒《三策》中所说的“百家”，指的应该是那些不属于“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范围的各种“邪辟之说”，并非指先秦诸子百家。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始见于清末民初，后来以讹传讹

经历史学者查阅，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曾于1916年在《新青年》上发表《孔子平议》说：自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思想，使其失去自由。

这是当代学者能见到的最早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字，但与其同时的学者也很少使用这种说法，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说法才广泛流行开来，可见董仲舒的原话和汉武帝的做法都是被误读、曲解，进而被概括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

三、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并非原始孔孟思想，而是糅合百家的改良

孔孟的儒家最高理想有与专制君主有不相容的部分，如十分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社稷和百姓最重要，皇帝最不重要的，这显然不受专制君主们的欢迎。

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学则调整、改良了儒家思想，吸收了秦制中的法家思想，突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神化君权专制的一面。这种改良把儒家的真精神打了折扣，与君权妥协了，在董仲舒《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以及汉儒的论著中，再也看不到孟子那样“诛独夫民贼”的激烈言论了，但却受到统治者的喜欢和推崇，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所以，著名史学家蒙文通曾说过“实际上，阿世者流一起打了折扣，而与君权妥协了，今文学变质了……这样变了质的儒学，却又是专制帝王汉武帝所乐于利用了。”

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学是糅合道家黄老、法家、纵横家、阴阳五行家等诸子百家一些观点，适应形势发展，“”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在此基础上造后的汉制则是“秦制、汉初黄老政治和部分儒家礼制”的混合物，从文化思想源流来看，属于“儒家、道家、法家”的混合物。

三、汉代和后来朝代并未“罢黜百家”，各种学术思想十分活跃

汉武帝实行的是尊儒兴学，延百端之学，博开艺能之路的学术文化政策，所谓“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其它学术比如神仙方术，术数、农学等等，照旧存在和发展，而且比先秦发展得还快。尤其是术数之类的学术文化，在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的影响下，更是百花齐放，当时的术数学界有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乙家和形法家（看相术士）等，无论在宫廷还是民间都大行其道，根本没有实现“罢黜百家”。

以后的历朝历代，儒家“官学”地位不断巩固，但其他思想仍然十分活跃。且不说一直相当兴盛的道家思想，魏晋时期，以玄学思想为标识；南北朝及隋唐，佛学大量渗透引进；两宋以降，禅宗的兴起又极大冲击传统，何尝只有《六艺》之学？更遑论单单一个儒学了？

至于法家思想，更是历代统治者治国的根本之道，他们只不过是借用儒家的一些观点，来让被统治的人们相信“仁政”、“爱民”，让他们“忠君”、“守礼”，乖乖服从他们的法家统治而已。

正因为如此，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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